[10]See W. Kip Viscusi, The Benefits of Mortality Risk Reduction: Happiness Surveyvs.the Value of a Statistical Life, Duke Law Journal, Vol.62, No.8, 2013, p.1739. [11]See John Bronsteen, Christopher Buccafuscoand Jonathan S. Masur, Well-Being Analysisvs.Cost-Benefit Analysis, Duke Law Journal, Vol.62, No.8, 2013, p.1664. [12]参见（英）安东尼·奥格斯：《规制：法律形式与经济学理论》，骆梅英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7页。

四、治理型宪法与反思型宪法作为实施机制 （一）作为治国理政之总章程的宪法实施 以人民宪法为核心，以总章程和根本法作为基本框架，这样一种叙事回答了依何种宪法治国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如何依宪治国则是宪法实施的问题，对它的回答需要我们在前面思考的延长线上，进一步透视中国宪法实施真实的观念与机制。例如，2015年，依据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建立宪法宣誓制度。

对勘上述近代欧洲宪法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中西方宪法对根本法的理解有很大差异： 第一，中国宪法作为根本法的地位归根结底是对实质宪法——也就是对实质政治价值的维护，是形式宪法与实质宪法的有机融合，是一种厚的根本法观念。人民共和国宪法观以人民宪法为立宪之基础，包含党领导人民制宪宪法实现人民主权与公民权利同构两个基本命题。[79]归纳一下，围绕治国理政，中国宪法实施有如下基本方式： 一是执政党实施宪法。在这个维度上，学者认为总章程是指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52]另一方面通过宪法，共同体决断了面向未来统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确立了国家的根本任务、指导思想、领导核心、发展道路、奋斗目标，规定了一系列基本政治制度和重要原则，规定了国家一系列大政方针, [53]在这个意义上学者将宪法概括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章程。例如，宪法条文概括表明了要制定一系列法律（第33条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二）反思型宪法与宪法实施的规范的弹性机制 治理型宪法必然决定了中国宪法实施具有反思性（reflective），需要不断调适宪法规范与国家治理现实的契合性、一致性，因此，中国宪法还是典型的反思型宪法。[43]沟口雄三，见前注[4]，第17页。冲击—回应模式认为在19世纪中国历史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是西方入侵，中国作为有着绵延不断历史的文明体，其国内进程是由一个更加强大的外来社会入侵所推动的。

二是集中审查为主，甚至存在专门的宪法审查机构，例如宪法法院，宪法委员会。三是存在事前审查或事后审查的不同情况。从宪法规定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出发，结合实践情况，做出废止劳动教养的决定。[16]而这种解构恰好联结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的道德宇宙观。

[62]更进一步说，中国的根本法既是规范形态的最高法，通过《宪法》第5条建立起了形式意义上的法规范层级结构，也是具体政治秩序决断的最高法，将总章程所明确的实质内容作为整体价值加以追求，这既不同于凯尔森的框架秩序，也有别于施米特的具体秩序，归根结底是通过规范体系实现对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维护。中国的反思型宪法是不断在规范与现实中寻求优化路径、避免困境的实践理性运用，是在不变动根本规范框架基础上寻求弹性制度安排的努力，反过来巩固了实质宪法所坚持的根本原则，增强了宪法的生命力，因此避免了西方宪法审查中出现的不合宪的宪法修改之争议。

[87] 第二，现行宪法对建国以来历史经验教训和多部宪法文件进行了全面反思。[37] 其次，实现这种同构性的逻辑中介是民主权利这个概念。这个宪法就是为这个目的而写的。（二）根本法与统合型宪法 现行宪法在对五四宪法进行修改的时候，为吸取历史上破坏法制、破坏宪法的教训，专门在序言最后一个自然段增加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宪法文本本身为立法提出了要求。例如，宪法条文概括表明了要制定一系列法律（第33条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因此，宪法始终是一种防御和平衡机制，是在各种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自由人权利清单和国家权力分配机器，可以说是一种机械宪法，是经典力学原理在权利与权力、权力之间分配、制约和平衡的表现。[45]习近平指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

中国的人民主权概念因而是具体的、实践的、历史的，并非基于一次拟制的授权形式而固化。章程是纲领，是方针，是指向未来的蓝图，而不是仅仅约束当下的契约。

[57]这种限制并没有实证法规范的依据，实证宪法也没有建立起相对法律的优先性。[5]人民共和国宪法观不仅是中国革命同反革命激烈斗争在国家制度上的反映，归根结底体现的是是否以中国为中心在中国发现宪法的方法论差异。

这种论述思路进一步打破了传统对应落后的窠臼。[10]刘少奇，见前注[3]，第17页。[94] 相反，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合宪性审查权在组织、功能、职权上都与争讼模式不同，这是一种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基于高度集中的审查权，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它与被审查主体之间不是居中的裁决机关，也不是专门的宪法审查机关，而是一种机构主权机关，即被审查主体都由它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也可以说它是根据人民的授权直接行使最高治权的国家机关。它必须并且只能为此而存在。三是坚持历史合目的性与阶段工具性的结合。2015年，依据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特赦部分服刑罪犯的决定，国家主席发布特赦令。

与契约论理解的不同，个体无须基于让渡权利来获得主权者地位或受到主权的庇护。[90]对这些基本权利入宪的历史背景和意图说明，可以参见肖蔚云，见前注[39]，第108-112页。

[84]参见王叔文，见前注[6]，第7-15页。人民共和国宪法观不仅要完成对资产阶级抽象法权虚假性的揭示，[6]它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要贡献一套世界历史图景的普遍宪法叙事，是无产阶级政党政治世界观的根本反映。

第二，治理型宪法的实施体现为治国理政的具体决断和制度安排，宪法为它们提供了根本法律依据。[100]这是典型的事后审查。

[22]在这个谱系中，格林指出具有典范意义的是自由—民主宪法，它是指作为法律文件的宪法（constitutional law）将自由原则和民主原则作为其成立的正当性基础，并在这两个原则之间寻求平衡。从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开始，中国的宪法文件对国家如何组织、如何治理，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国防、外交等方面，在治党治国治军等领域，形成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重大国家战略判断，形成了根本制度、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重要社会文化制度、重大大政方针政策等完备的国家治理体系，形成了人权保障、国家统合等各种重要治理目标。[20]习近平，见前注[16]，第215页。格林进一步指出，这两个原则奠定在基于同意政治的社会契约论和人民是制宪主体的人民主权说之上。

王旭，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宪法实施就是直接依据这些规范形成国家在各个领域的具体规划，做出各种具体制度安排和决断。

相反，作为人民中的政治精英，党选择以牺牲和模范作为最高政治道德准则，以体现全体人民最高共同意志的宪法作为根本准据。将天下主义改造为谋求人类普遍解放的无产阶级政治世界观图景，以证明其对资本主义宪法的超越。

（二）反思型宪法与宪法实施的规范的弹性机制 治理型宪法必然决定了中国宪法实施具有反思性（reflective），需要不断调适宪法规范与国家治理现实的契合性、一致性，因此，中国宪法还是典型的反思型宪法。[35]舍勒，见前注[7]，第68-245页。

习近平指出：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深刻吸取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我们制定了我国现行宪法。[48]Ernst-Wolfgang Bockenforde, 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 in Mirjam Künkler and Tine Stein (eds.), Constitutional and Political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77. [49]毛泽东，见前注[11]，第16页。[55]习近平，见前注[42]，第13页。[64]习近平，见前注supra note [30]，第3页。

因此，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国宪法多次修改，做了很多新的战略决断，但这种变动与西方某些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同样频繁修改宪法，包括中国近代历史上各种宪法性文件先后出现有本质不同。摘要:  人民共和国宪法观是依宪治国的理论前提，也是宪法的中国学得以形成的基本立场。

[29] 然而，人民宪法并不承认抽象时空的自然状态，人民作为主权者的诞生是在具体历史情境下共同体意识觉醒，进而产生集体行动的过程。[15]习近平在回顾中国宪法发展史的时候从三个方面总结了这种优越：我们党领导人民制定的宪法，是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扫除一切旧势力的基础上制定的，……在我国宪法发展史乃至宪法制度历史上都具有开创性意义。

[63]因此，作为根本法的宪法不是建立在效力自我赋予的论证逻辑上，而是始终有根本性的实质原则加以支撑，那就是习近平总结的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就包括坚持宪法确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不动摇，坚持宪法确定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不动摇。[18]孙中山：《三民主义》，中国长安出版社2011年版，第46页。